2021年4月6日,老干部处处长徐文兵打电话来家里,通知说,你的文章姓名有误。我摸不到头脑，什么文章？什么姓名？进一步联系才知道有一本书，里面有我舅舅的名字——吕东滨，写成了杨天生。这本书由12.9英烈子弟们合编，题目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共219页。其中有下列文字：

“杨天生（1915～1946），曾用名吕东滨，山西交城人。1936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同年参加民先（民主先锋抗日同盟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山西太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任中共河南安阳县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委员，7月调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东合作总社社长。”

这就是我的舅舅吕东滨。他担任过安阳县六地区党校校长，做过党的理论建设和人员培训工作。他曾从事晋冀鲁豫的敌后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组织反扫荡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和党的安全起见，防止汉奸出卖，经常变换身份使用不同的名字。例如“商人王志富”，“教师某某某”，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使用的是杨天生的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吕东滨。因为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因此他的很多事迹都没有得到收集和整理。在太行山干革命，一干就是八年，革命胜利后，此时百废待兴，他没有休息，甚至没有回乡，随即担任了晋东合作社社长（这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概念，相当于地区的工业部长）。在这期间，因为任务紧，也没有恢复与家庭之间的联系。

1946年9月21日，在主持和顺县古煤窑开工仪式时，因锅炉爆炸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于9月23日逝世，时年31岁。他牺牲后，29军全体官兵为他树立了墓碑，“烈士精神永垂不朽”，现存于山西左权烈士陵园。

我于2016年前后回到老家拜访烈士的故居，房子有些坍塌了，大门上“光荣军属”的木牌依然挂在那里，字迹已经模糊了。烈属证是董必武亲笔签署的，名字也是吕东滨。

他没能享受到胜利的成果，也没能与家人团聚。我的外婆还在苦苦的等待她唯一的儿子。怕外婆难过，我们很少提起这段红色的家史。现在学习党史时，里面一段一段的小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意识到党的伟大事业是由无数个小个体的牺牲成就的，这些故事应该被讲述和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在UIBE的校友刊物上写了他的故事，现在山西左权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教育基地，吕东滨的故事也是党史里浓烈的一笔。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弥足珍贵；惟其磨砺，始得玉成。回眸党史，感恩今天，通过党史的学习，重温了这一批早期觉醒的青年的事迹，更让我感到热血沸腾。作为一名党龄34年的老教师，我应该把烈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党的历史，知道党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个个渺小而伟大的英雄，用他们舍我其谁的精神来指引生活在盛世的我们的前方，把这些平凡的英雄装进心里珍藏，继续为我们党伟大的事业奋斗努力。

我的舅舅吕东滨（左起第一）

（文 孙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