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3年9月考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开始在对外贸易经济系学习，一年后被调到英语师资班并入外语系深造，准备留校后任教。但由于文革的原因，实际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三年。在此期间，我先后受教于7位英语老师，他们分别是吴必位、秦长生、王宁、胡鹤年、汪庭弼、姚念庆和石畏三。他们在教学上各有特点，共同点是都非常敬业。仔细想想，其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两位精英教师胡鹤年和姚念庆。他们都是半个世纪前为我们在师资班任教的英语老师，早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们教给我们的知识和技能让我们终生受用。

胡鹤年老师是我们进入师资班后的第一位英语老师。一见面，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老师大约40多岁，中等身材，略显英武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总带着微笑的神情给人一种亲切感。而且他的嗓音浑厚，加上有在英国生活的经历，颇有英国BBC电台播音员的味道，因此，一上来就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但是，胡老师知道，他和汪老师是临危受命，担子很重。因为我们师资班的15位同学起点太低，我们在中学阶段学的外语全是俄语，进入大学后才从ABC开始改学英语。要在短短的几年内达到大学英语教师的水平，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那已经不是一般的攀登高峰，而是面对悬崖峭壁手脚并用的攀岩。那个年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是，二位老师以满腔的热情，全力以赴对我们进行超强度的外语培训。胡老师讲课生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当时学校里开展了听说领先的教学法，即以口语学习带动读写译水平的提高。老师要求我们除了在英语课上和自习时讲英语外，在校园里和宿舍里也尽量用英语交流，不会的地方要查字典或请教别人。几乎每个同学都抄写了一个单词本，带在身上，教室里念，宿舍里念，在外面排队买东西时也抓紧时间念。到后来，有同学夜里说梦话都是英语。强化训练的结果，一部分语言天赋好的同学脱颖而出，同学之间的差距拉开了。后进的同学自然不甘落后，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只能以更大的付出追赶他们。于是，夏天放弃了午休，偷偷找个地方苦练。我心里常常默念的一句话是“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意思是“笨鸟先飞”。后来，由于一位同学在洗澡时晕倒了，胡老师感到自责，认识到快马不能再加鞭，响鼓不要用重锤。从那以后，老师逐渐减少了原先繁重的作业负担，并在教学方面采取更灵活的做法。记得在暑天的下午上课时，为防止大家犯睏，胡老师就插空讲个笑话，大家在笑声中提起精神，赶走瞌睡虫。另外，胡老师还邀请过北京外语学院的王佐良和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教授到校举办英语讲座以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并拓展知识面。有时，胡老师还利用自习时间带我们到学校附近的紫竹院公园开展口语活动。记得有一次，活动期间有一个同学说有点口渴，胡老师马上为我们每个人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事情不大，但体现了师生之间的融洽。除此之外，胡老师还把自己用过的字典等工具书送给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大家都非常庆幸遇到这样好的老师，但没有想到，一个学期后，教务处进行师资调整，调胡、汪二位老师到其他班任教。消息传来，大家都感到震惊和失望，有的女生甚至流下眼泪。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也只能服从学校安排。

姚念庆和石畏三是学校安排的接替老师。在与姚先生见面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他的大名。因为时任院长李秋野曾在全院大会上讲过，外语教师应向姚念庆学习。看来，校方派姚先生接手师资班充分体现了对于师资培养的重视。后来我们还听说姚老师年轻时曾在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深造。由于五十年代我国向苏联一边倒，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姚念庆回国后只好放弃原来的专业，改教英语。姚先生接受任务后，在开学前，先找我们每个同学个别谈话，征求我们对师资班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见到姚先生后，我们才发现他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严厉，而是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后来的教学实践也充分证明他是一位称职的好老师。

姚先生完全按照培养师资的方法在听说读写译方面对我们进行严格训练。在使用的教材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废弃了许国璋的统编教材，选用了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索朗卓玛自述的农奴血泪史以及话剧《赤道战鼓》等符合时代潮流而且内容生动感人的文章。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翻译成英文的，但由于译者的水平很高，语言地道，朗朗上口，很受欢迎。姚先生亲自朗读并录下音来让我们反复听，而且要求我们将其中的大部分背诵下来。另外，他还安排我们与著名的张冰姿教授执教的被称作小红花的外二（1）班同学交流，并鼓励一部分同学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展口语活动。以上方法收到了明显效果。除此之外，姚先生发现我们在大声朗读时发声方法有问题，时间一长就变得声嘶力竭，他于是找到一个受过发声训练的女老师给我们讲课，告诉我们如何用丹田之气，胸腔共鸣，这样就能将声音清晰地送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而且不会感到吃力。老师教得十分耐心，大家也学得很认真。事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

在几位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师资班同学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口语能力有了快速的提高。从1966年开始，我们班就陆续派同学到广州交易会和各种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博览会担任翻译工作，并出色完成了任务。然而正当大家信心满满地发奋努力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大学外语教师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狂风暴雨中，那些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老先生是在劫难逃的。在被极左思潮冲昏头脑的造反派眼里，凡是在西方国家留学和生活过的老先生都有问题，必须受到批斗。于是胡、姚二位老师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斗争的“洗礼”。好在二位老师平时人缘不错，师生关系较融洽，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太大的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平安地度过了十年浩劫，文革后又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培养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工作中，继续发挥余热。

如今，令人尊敬的胡鹤年老师和姚念庆老师均已驾鹤西去，当年师资班里的姑娘小伙也都年愈古稀，但以往的岁月仍历历在目。一想起当年在二位精英教师带领下的学习生活，我们的心中五味杂陈，感恩和愧疚交织。二位老师在天有灵，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你们，当年你们在师资班投入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们培养的学生中如尹安民、瞿文明、李炳才、杜坚、郭浩等都成了外事工作的顶尖人才，师资班的其他同学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可谓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今年，您们为之奋斗过外经贸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70年来学校各项事业，在你们和一代代贸大人的不懈的努力奋斗下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为国家培养出大量外经贸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二位精英老师。（文 石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