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退休15年了，但前30年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记当年我与对外经济出版社的二三事，它既展现了学校在不同的时期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我从事印刷出版工作50年终印刷革命的历史过程。

1983年，我得学校的校名是外贸学院，准备成立出版社，出版总署要求出版社要有自己的印刷厂，当时校印厂只是教材科，各系的教材是机打蜡板油印，铅字很少只能排印一些表格零活，我当时在社科出版社印刷厂管生产科，和学校有点业务关系，外贸学院出版社副社长闫恒立找我商量，让我到学校建印刷厂，经多次协商，经我单位同意，在1983年9月我正式调到外贸学院。在1984年10月16日由学校党委书记召开关于校刊出版座谈会，铅排铅印校刊。当时条件不具备，排极版比排书版难度更大，字体、字号、大的题目字，文武边线、铸字机、字盒、空盒等都需配齐，当时这些物资紧缺，我每天跑北京市印刷物资公司，由于熟人帮助，货到就会先给我们，经几个月的奔波和周折配齐了设备，装铸字机，架字架，招排版工人，正式排活字版了，校刊编辑部又开了几次会我找来划版式的版式纸，教他的划版式（现在我家里还保存有版式纸）不久铅印校刊正式出版了，有保存价值的和印数大的教材都用铅字印刷了。

1985年初，书版排版印刷《对外贸易概论》大32开11印张全书28万字印10000册的教材胜利完成了，这是学校印刷厂排版、印刷的第一本教材。

在今天回忆当年的这两件事十分感慨，25年前所克服的一切困难与奔波，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它展现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我从事的印刷行业所经历的“印刷大改革”铅字印刷改为胶版印刷，在很短的时间里，铅字完成了历史使命，各类的凸版印刷机及设备均被今天的电脑排版、电子彩色胶版印刷所代替，这样是印刷上大的革命与进步。

1986年我调到出版社管发行部，当时我的学校南门外的马路宽只有六米，南门对面的平房就是我的售书的地方，我写大字标牌，“外贸教育出版社发行部”用钢架木板白底红字，架在显著的房檐上，这时的发行部有五六个人，教材只有十几种，下半年我和社长李鹏旺，编辑刘树芝到广州联系广交会展销书事宜，并参加了1986年的秋季广交会（中国出品商品交易会）。

从此每年两次春季和秋季我的部参加售书，我校的教材全国发行很受欢迎，教材的品种也有四五十种。经广交会的售书、宣传、教材售书量成倍增长，在广交会售书的摊位只有十米，带的书主要是宣传，尽量把所有的品种带去数量就不能太多，买书每种不得超过五本，我们带的订单很多，可到北京邮购，20天的交易会，10天后我们的书就所剩不多，几个新华书店都和我们联系剩下的书他们全报销。我们广交会售书十分轻松，每次广交会回来订单特多，我们忙着打包发书，我们发行部人员从四五个人增加到十几个人。广交会售书还让我们骄傲和感动的事是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名声显赫，校友遍及全国，特别当时的特区深圳、港澳台同胞见到我们的大标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售书处”，像是看到了母校校友，问这问那，非常热情。

1988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调到出版部。我从15岁学印刷，干了28年，掌握多种印刷机，曾亲手印刷《毛泽东选集》，对于排版、印刷、装订各工艺非常熟悉，负责出版工作是轻车熟路，我们出版社当时出书种类近百种，而且印数大，又得教材常年重印，还不断有新书出版，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加快出书周期，提高出书质量，我记得有许多老师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编著书的质量，这是他们的心血，他们教学的成果。我管出版，我对印刷厂、装订厂要求也严格，对他们加工设备工人的技术素质都很注重，什么样的书适合什么厂加工，心中有数，我们的出书质量不断提高，得到出版社、学校、作者的好评，其中德语教研室到出版社要出版《德语教程》又生怕出书质量到不到要求，社长让我到办公室看样书，德语老师拿着一本大16开线装样书问我能不能达到样书的质量，我看了，图很多，线装的很松，质量一般，我只说可以达到质量要求，而且装订会更好，德语老师半信半疑地说：《德语教程》一套四册先印一册看看，他走后社长刘军也问我，有没有把握，我说一定比他样书好，我很仔细地作了总体设计，图较多，放在大厂电子彩色制版，正文用70克好的胶版纸，装订线装加胶订，加工中到各工序、加工重点查看，发现问题随时处理，一个月后《德语教程》送来样书，我打电话让他们来取样书，说实在的样书比他拿来的样书好多了，德语老师看到样书先是惊讶！又说以后送的书是不是都一样，我说是的，你看看没问题后天书都送到，他很高兴：送吧，很好。书送到后他赞不绝口：“我们出版社很好。”接着把三本书稿送来，陆续都送了书，他们对出书质量很满意，给出版社写了表扬信，还拿来很多奖金，我让他交给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