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我从去年底学校出版的《惠园夕阳情》第6期“学校要闻”栏目看到了我校施建军校长等应邀参加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的报导后深为有感。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还在读外贸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学校就与对外贸易部有了默契，凡是回国述职的高务参赞，都要到学校对研究生作报告，其内容是我们在书本上无法读到的。

毕业前夕，学校安排我对外贸部出口局和商情物价局实习，半年后写出毕业论文“我国目前出口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收购价格的关系”，并取得了好成绩。如果不到外贸部实习，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论文的。

在学校工作后不久，进入“大跃进”时期，学校安排全校师生到外贸部所属的企业从事出口商品收购工作，我被安排在青岛进出口公司业务科，主要到河南、安徽等地收购出口化工产品。半年后回学校，学校要求每人都要定出一篇论文，我从收购出口产品的心得，写了“我国当前出口化工产品采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后被学校出版的《对外贸易研究》杂志的主编所赏识，并在该杂志1959年第1期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形学术论文，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

以后，经常参加对外贸易部召开的会议并工作。

1963年11月，参加了外贸部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全国蚕茧茶叶专业会议“，并在秘书处工作。其间11月5日，我第一次进入中南海，在国务院礼堂听取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直接领会了中央的精神。

1970年8月-10日，参加了外贸部在和平宾馆召开的“全国对外贸易计划会议”，并在秘书组工作。会上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使我懂得了做好对外贸易工作的重要性和坚苦性。

中美建交不久，于1981年6月，中国对外贸易部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在我国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联合举办“国际贸易讨论会”，我被聘为中方代表成员参加会议讨论。这样我也学会了怎样与外国专家讨论并了解外国人是怎样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

1990年11月，作为对外经贸部成员，赴德国参加“中德对外经济政策的现实问题研讨会”，这又进一步学会了怎栏与外国政府官员研讨国家政策的。

我更多的是参加对外经贸部的外贸计划会议。除前面提到的1970年周总理也参加的“全国对外贸易计划会议”外，还参加了1973年9月——10月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座谈会”，在会务组工作；1974年8月——10月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在秘书组工作；1975年9月——10月在香山饭店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在秘书组工作；1980年12月在空军招待所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在会务组工作；1982年10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对外经贸计划会议”等。这样使我深深懂得应该怎样才能开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

以后1990年12月应邀参加对外经贸部在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外贸出口‘八五’规划专家座谈会”，1996年6月，应邀参加对外经贸部在北京中粮龙泉山庄召开的“全国外贸出口‘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座谈会”等，从而看到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的光辉前景。

此外，1982年12月参加外贸部在云南昆明饭店召开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理论与战略问题学术讨论会”，并在秘书组工作。1988年3月，参加在北京紫金宾馆召开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座谈会”。1989年1月，参加在北京玉都山庄宾馆召开的“进出口企业升级标准体系专家论证会”。同年4月参加在对外经贸管理干部学院召开的“外贸出口产业政策讨论会”。1983年12月，受对外经贸部邀请，参加在北京香山馆店召开的“《经济大辞典》对外经济贸易卷审定词目专家会议”，并成为撰稿人。1992年3月，还被对外经贸部聘为全国经贸知识大奖赛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从事团体口试，竟赛、复赛、决赛的评审工作。从1992年至1998年，几乎年年参加对外经贸部的中国对外贸易学会召开的“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征文评审工作会议”，并被聘为评审委员，等等。通过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收获很大，也增加了不少的新知识。

我还曾多次借调到对外贸易部工作。1970年6月，借调到政工组，主要编写内部刊物，部长报告，部内文件，以及参加部务会议等。1973年9月回学校，因无学生，被安排到外贸部出口货源局工作，1974年8月回学校。在外贸部整整工作了4年，知道了从部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工作怎样做好对外贸易工作的。

1979年2月，又被借调到外贸部政治部编置组工作，全力从事编写《对外贸易三十年》，1980年11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1984年初，同样又被借调到编写组，编写“对外贸易三十五”，写出后以对外经济贸易部名义汇编在《光辉的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周年文集）上，198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又被借调编辑部工作，聘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卷编委、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还有特约责任编辑，因学校还有工作，辞退），为此还离京赴天津、上海等地调研，1992年3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李先念作“序言”。1998年初，被邀请参加编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50年》，聘为副主编，并执笔撰写第一篇“中国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的建立和发展”，1999年9月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作“序言”。

通过历次参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编写工作，有幸看破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宝贵次料，从而也进一步明白了我国对外贸易是怎样成长和发展起来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其间，1981年6月还借调到外贸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政策问题，也为我以后撰写《中国对外贸易根论》（本科教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学》（研究生教材）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章，以及我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全书》奠定了基础。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副总理在任外经贸部部长时，大力支持我主编出版《开发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他不懂修改了其中他已发表的重要论文，还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为发展我国出品贸易确保了正确的方向。

总之，我的教研工作有所成就，是与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支持、帮助和关怀分不开的。如果有所不足，那是与没有机会踏进教育部的大门有关了。

                                         王寿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