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底的一天，外贸系办公室通知我们研究生班，当晚外贸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李秋野在家里，要与我们见面并谈话。

    当晚七时，我们研究生班十人准时来到李秋野院长家。他家坐落在车道沟新建的校园北面，以竹篱圈起，与过路隔开。家由旧工棚改建，十分简陋，室内地面由灰砖铺就，不整齐的窗户，单薄的室墙，有些透风，屋内显得阴冷，家具很少，但整洁。院长坐在火炉旁边等候我们，前面放着矮方桌，上面有茶杯，火炉上坐着水壶，壶嘴冒着热气。我们研究生班十人，其中九位都是外贸学院外贸系本科毕业生。我们对李院长并不陌生，我们在本科五年学习中，经常听他的讲话和报告，四年级时还听过两次他讲授的哲学课，生动有趣。到了研究生时，我们逐渐知道李院长的一些情况。

他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前是小学老师，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北省解放区从事与贸易有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外贸人才，1950年10月中央贸易部决定筹建培养商业干部的高等学校，领导为此找他谈话，他毅然接受这项任务，白手起家创办。1951年11月，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正式开学，1952年9月由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九条搬到前马厂，1954年通过院校合并，组成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李秋野一直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他带领其他领导勇克困难，并使北京外贸学院成为全国唯一一所培养对外贸易人才的高校。

李秋野院长创建学校的业绩，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威望很高。但与他近距离面对面交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都有些拘谨。在他热情招呼下，我们围坐在矮方桌周围。在不太明亮的屋灯照耀下，步入中年的院长，穿着黑色棉上衣，有着儒雅干练的神态，黝黑清廋，中式分头，带着眼镜，有些苍老，但很精神。坐下不久，水壶水开了，李院长起身执壶给我们茶杯倒水，我们两位女同学赶紧起身抢壶，院长笑着说，你们是我请来的客人，哪能自己倒水，我们从拘谨中解脱出来，涌现亲切感。

倒完水后，他首先向我们表示歉意。知道我们9月份毕业留校当了研究生，因为太忙，直到现在才与大家见面。他为学校设立研究生制度兴奋，他说，1954年外贸学院成立时，有一批从人民大学外贸系转过来的研究生，如王绍熙，王寿椿、黎孝先等，1957年毕业后，都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因为接连政治运动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没有研究生了。今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外贸学院正式建立研究生制度，培养第一批研究生，加强学校师资队伍，为国家输送高层次人才。学校对我们很重视，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学校的期望。接着问起我们的姓名和研究方向。

    得知夏秀瑞、张锡嘏研究方向是中国外贸史，指导老师是武育干后，他激情地说，中国历史悠久，对外贸易发展早，丝绸之路，闻名世界，其中的发展变化，需要总结和认真研究，为新中国的贸易发展提供借鉴，让世界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武育干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权威，二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著有《鸦片战争史》和《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等。此外，我校图书馆接受了旧海关的图书，其中有许多是珍贵的中外贸易史原始资料。

得知杨树林、贾君兰、袁文琪、许煜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指导导师是姚曾荫教授后，他怀着前瞻的神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与苏联东欧进行贸易，将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对他们的对外贸易需要了解和研究，以便开展贸易后做到心中有数，在贸易上不吃亏。姚曾荫教授对国际贸易素有研究，四十年代从美国研修回国，28岁就成为教授，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58年与院内其他教授一起合作编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际贸易》，得到外贸部的大奖。他在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国际贸易理论的同时，注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述。

得知李维成和姜如珍研究方向是中国对外贸易原理，指导教师是饶毓苏教授后，他深情地说，新中国对外贸易与旧中国不同，旧中国对外贸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没有独立的贸易政策，新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需要确立独立自主的贸易政策。饶毓苏教授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等校任教，1953年来到贸院，专门讲授《中苏对外贸易原理》。1957年与许乃炯副教授一起被中国政府派遣，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经济学院举行“对外贸易国民经济赢利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术会议，提交“对外贸易国民经济赢利性问题的探讨”论文。

得知千枝松和我研究方向是资产阶级国际贸易贸易理论，指导教师是袁贤能教授时，他怀着敬重的神情说，袁贤能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的老前辈， 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有深入研究，著述很多，古典英文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前在教育和学术界很有名气。他特别嘱咐我们，不要担心，要大胆学习。为此，他特别告诉我们，最近，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刘少奇主席在会上指示要对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学说原原本本的介绍。李院长说，刘少奇主席指示很重要，可以解除我们的顾虑，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国际贸易理论的尚方宝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说了解太少，古典学派经济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原原本本的了解，但也不能照搬，在掌握基础上，要学会分析和批判，同时希望我们加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贸理论。他忠告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想进行批判。还笑着对千枝松说，你父亲千家驹给我们做出榜样，他两者兼备，成为当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等提出许多好建议。

说到这里，李院长带着激情有些自豪地说，借助1954年全国外贸院系合并，使得我们北京外贸学院汇集了全国外贸院系的优秀师资，特别是来了一些有名望的老教授，就师资而言，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过去，这些老教授在本科无课可上，有了研究生班，他们就有用武之地，可以大显身手。我们外贸学院可谓庙小神仙多啊！他欣喜地告诉我们，经过艰苦创业，外贸学院成为国内唯一的培养外贸人才的高校，在短期内已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外贸人才，在缔造新中国外贸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10月，国家在《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中，把外贸学院列为全国重点高校。听到这个喜讯，我们振奋欢跃起来。

然后，李院长深情地说，我们不能自满，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要再接再厉，办好研究生班。你们这个班是第一次办，带有试验性质，在此基础上，接续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还要向世界市场行情，国际金融，对外贸易组织技术和运输等专业扩展。他还介绍了这些研究方向中的一些著名老师，如世界市场行情的康有枢副教授，国际金融的史道源副教授，对外贸易组织技术中的老教授—吴永勋，熟悉精通外贸实际业务的曹康伯，运输中的老教授—熊大惠等。

他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尊重老师，好好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好东西学到手，更要学习这些老教授们的爱国情操。他还动情地讲到张毓珊教授和胡敦元的情况。张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世界和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代就著有《中国国际贸易问题》和《经济思想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患病失明，终年卧床，还不断思考国际贸易理论问题，口述文稿。胡敦元二十年代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数学统计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参与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负责译稿的修改，今年来到我院任教。

最后，李院长语重心长地嘱托我们，学校第一次设立研究生制度，没有办学经验，国家也有困难，但学校会尽量给大家创造条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也希望我们多提出要求和建议。他对我们提出几点希望。第一、知道使命，认真钻研，虚心向授课老师和指导教师学习。为了鼓励我们，他特别讲述老一代革命家刻苦学习的精神，陈云每年都要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现在中央正在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要关心国内外大事，不要做书呆子，要有明确的人生观，建议我们学好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第三、要有毅力。学习研究是件辛苦的事情，要有下地狱精神的准备，要沉下心来。他引用马克思的语录：“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以此来激励我们。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夜里九点多钟，李院长中止了谈话，说你们明天还要上课，先谈到这里，有事欢迎前来找我或向系里提出。我们起身与李院长告别，走出他那低矮简陋的居室。我们心胸开阔，信心加强，浑身热呼呼的，感到任重道远。刺骨的夜晚寒风下我们不觉得冷，天上的繁星我们觉得更加明亮，黑色夜幕中欢快地回到宿舍。

李院长与我们这次交谈，对我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我们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昔时如金，毕业后绝大部分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个别同学分到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我们未辜负李院长的期望，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竭心尽力，敬业求实，力求佳绩。通过我们这个班的实践，为学校后续研究生班的专业扩展，培养方式都积累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