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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贸大同龄人

 2011-09-01   选择字号:  

  

 

1951年我的父亲李秋野受命创建第一所专门培养对外贸易人才的学校——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从中国盐业公司经理的岗位转到了这里担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当年11月正式开学,而我于12月诞生,有幸和经贸大学同龄,如今已经与她荣辱与共60,走过半个多世纪了。

 

忘不了童年时仰望前马厂校园里的大柿子树,我垂涎于树上金黄色的果实。更忘不了小石桥2号院(集体宿舍区)里的双杠,因为玩儿金钩钓鱼我从上面倒栽葱地摔下来碰的头破血流。记忆最深刻的是小石桥1号院儿(家属宿舍区)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我经常骑在上边等爸爸回家。还有住在前跨院儿的外国女人,她是廖馥君先生(国家二级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德夫人,他们有个帅气十足的混血儿子,也在经贸大学教书被称为小老师。那段时间学校很小但是很美很温馨,4年之间学校更名三次最后升级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给我留下了许多童年的憧憬和珍贵的回忆。

 

1960年学校搬到海淀区的车道沟(现军乐团所在地),那里地域广阔,比起城里的校区面积要大几倍。由于父亲坚持要和学生住在一起,我们是第一批落户的家属,住在两排简易的工棚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感觉那里很荒凉,因为小朋友里没有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后来随着建设发展,一幢幢的学生宿舍楼拔地而起,还临街新建了漂亮的教学楼,校园里种上了花草树木,修建了不但有单杠、双杠还有秋千、平衡木的操场。从此我喜欢上车道沟的校园,春日的夜晚我们一帮小孩子会穿梭在紫色的丁香花丛中捉迷藏,到了暑假就去学校南面的小河(现在已经没有了)里游泳捞小鱼儿,直到京密引水渠修好才转移阵地。

1960年至1966年是经贸大学快速发展的六年,在这段时间里学校的教学科研步伐加快,学生在校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我们的外语教学改革得到外交部和北京市的高度评价,并且被中央列为全国重点大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领导想尽办法改善食堂的管理和伙食,做到取消定量让学生吃饱饭,在北京市的高校中树立了榜样,因此获得北京市红旗单位的荣誉。我们学校在文革前的15年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对外贸易干部,他们中许多人成为经贸战线上的领导和骨干,他们是新中国的骄傲,更是学校的光荣。

然而一场毁灭性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让温馨的校园变成了残酷的阶级斗争战场。师生之间反目成仇,同学之间派系斗争,最倒霉的是我那亲爱的父亲,他首当其冲地被批斗游街,最后惨死在校园里。我和妹妹受尽非人的待遇,不许去食堂买饭,逼着十五岁的我学会了买菜做饭。然而滑稽的是我家被强行搬进了筒子楼,住房条件反而得到改善。过去北京市委给过父亲城里的单元楼房,但是他把楼房让给了有外国老婆的教授,自己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住在工棚里,上厕所要去50米外的一号楼非常不方便。运动以后搬到筒子楼虽说只有一间18平方米的阴面房间,做饭有几家合用的大厨房,上厕所不用下楼我感觉比住工棚时还要方便。

在车道沟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和学校的辉煌与和衰败。196910月外贸学院暂时停办,所有的人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后来那片刚刚建设好的校园被中央军乐团接收并无偿占有。我在那年的4月上山下乡去吉林插队落户,母亲带着妹妹跟随学校去河南的干校,从那时起我们真正过上了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生活。我的青春是在蹉跎岁月里度过的,黑土地留下了我的汗水,也锻炼了我的意志。有人说“青春无悔”,而我却认为是“付出无悔”,11年东北的艰苦生活收获的是坚强和永不低头的执著。

 

1973年学校重新开始恢复,校址选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原址,现在的惠新东街。那时候这里是一片农田,根本没有路更不通公交车,窄小的土路两旁还有一、两个大粪坑,顶风臭2里地,如果不坐学校的班车就只能走两三站地。不过借着学校的东风,市政府很快就在这里修路通车,还新建了高档的中日医院。我们的学校也在快速发展,不但学生的人数在增加,学系建设也逐步走上正轨,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日子开始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开始重新审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着手平反昭雪的工作。19787月院党委通过并向全校公布对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秋野的平反昭雪决定,为其恢复名誉。19791020父亲的追掉会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姚依林副总理、林海云老部长等领导出席,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和父母的老战友也赶过来参加,十一年之后父亲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瞑目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登载了这条讣告,经过漫长的寒冬,我们终于等来了春天。

19806月学校落实政策把我从吉林纺织厂(我于1971冬天被抽调进当地的工厂)调入学校,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第二年春天我考进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专业函授,19842月取得国家的大专文凭,并转为干部编制。为了挽回失去的青春我在加紧学习和工作,学校也在加快前进的步伐。1983年为了适应国家机构改革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研究决定:国际经济管理学院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合并,19849月正式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此学校迎来发展壮大的良好时机,我个人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一九八五年底我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教学工作,从那时起我就被一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动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严肃认真,对原则问题寸土不让,经常为一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们甘守清贫决不随波逐流。是他们的大公无私精神感动了我,使我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质的飞跃,人文科学系成立以后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我的入党申请里没有什么理论的东西,更见不到那些行话套话漂亮话,完全是凭着自己朴素的感情写出了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信任,愿意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考验,愿意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在写好申请书以后,我拿给好朋友徐桂华(年轻的老党员)征求意见,她又让徐校长(她的老公,学校主管后勤的副校长)过目。徐校长看的非常认真,我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心里忐忑不安,就像在等待宣判(实在怕自己写的不符合要求)。终于他看完了,抬起头对我说“你写的很有个性。”这是什么意思,行还是不行?“是不是需要重写?”我小心地问。“不用,就这样挺好。这才是你李玲玲写的入党申请书,与众不同,感情真挚。我看你可以就这样交上去。”能够得到校长的认可我特别高兴,第二天就把申请书交给了系直支部书记刘增华老师。我们系直支部几乎全是领导,只有小邱(邱霞英)在资料室当管理员同时负责党内文件的借阅(马克思主义课教授有权看到党内文件),但是她的资格很老,比某些领导的党龄还长,调来之前是警察,现在是支部的副书记。所以说我是幸运的,能在这么“牛”的支部里得到教育和培养是一生的荣幸。

自从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处处小心时刻注意谨言慎行。由于我深知自己说话太直,生怕一不留神给党组织抹黑,所以很在意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觉得要入党真的有点累。我把这个想法偷偷地和徐桂华说了,她让我去她家,徐校长就开导我要自觉地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至于平常的言行不必刻意追求完美,那样反而假了。他说只要你心中有党员意识,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工作就一定能入党。我很高兴交了这么好的朋友,他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友谊,还有政治上的启蒙和帮助。

从九五年起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开始在人文科学系给大学生当兼职辅导员,在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在十几年中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干部,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会换位思考是做辅导员工作的一件法宝。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考虑,为他们的就业发展量体裁衣才能和他们交朋友。我努力走进当代大学生的心灵世界,去探索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再对症下药。你把心交给学生,他们也会向你敞开心扉。当他们遇到烦事儿难事儿首先来找我求助,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甚至有的同学失恋了第一时间就是给我打电话倾诉心中的委屈和绝望。这时我会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他们,帮他们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类似的小事儿很多,我也是管的太宽,从思想品德到衣食住行。有的同学在背后叫我“班妈”(班主任妈妈)或者就直接称名道姓“玲玲”长“玲玲”短的,我知道后一点儿都不生气,叫我“班妈”是把我当亲人,叫我“玲玲”是把我当朋友。我喜欢这个角色,愿意既当他们的师长又是他们的朋友。

多年的辅导员工作使我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从大学生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悟了时代的脉搏。和学生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时尚了,他们带给我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蚌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是珍珠的母亲。

 

学校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对外经贸专业的排头兵,不但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还有从全国招来的优秀学生。本科生的队伍持续增长,研究生、留学生的在校比例不断创新,培养的学生毕业后战斗在祖国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优异的成绩实践着知识的力量。

我们的校园浪漫秀丽,绿草地、喷水池、眼镜湖、情人坡,还有现代化的学生宿舍楼和标准的运动场……经贸大学走过60年的风风雨雨迎来壮丽的今天。我为自己与她同龄而自豪和骄傲。

 

                                    李玲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社退休干部,其父李秋野
 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始人之一)